民国时的金条为什么被叫做“黄鱼”?

在中国古代两千余年的历史中，货币的种类可谓是层出不穷法币金圆券。但金条的地位却是最稳固的，尤其是在通货膨胀的乱世，大家买东西金条都是最容易出手的。

在民国年间法币金圆券，金条又被称之为“小黄鱼”、“大黄鱼”，那么问题来了，民国时期的金条换算到现在值多少人民币呢？

根据相关资料记载，民国年间的金条都是按两计算的，有的是半两，有的则是十两，在当时，稍微有点权势的人家中都备着很多金条，原因很简单，相比较于纸币，金条在乱世中的价值更稳固法币金圆券。

现代金条一两为五十克，在民国却是三十一克法币金圆券。

大黄鱼就是十两的金条，小黄鱼就是一两的金条，那么按照现代一克黄金三百，那么一根小黄鱼将近是一万元人民币法币金圆券。

但是换算到那个时代，金条还要更加值钱，所以那时候一根小黄鱼的价值应该在两万人民币左右法币金圆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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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胜利后，民国的法币大幅度贬值，在这样情况下，小黄鱼的价值像坐飞机一样蹭蹭蹭上涨，小黄鱼的价值可以到四万人民币左右法币金圆券。“大黄鱼”每根大约相当于现在20万元左右！当然，这只是估算，并不精确。

可见“黄鱼”的价值不一般法币金圆券。

民国期间的大部分金条，都是在1945年到1949年之间生产的法币金圆券。据统计，截止到1949年3月，国民党共生产了各种重量的金条约有111万条，重量大约为153万两。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，也将储藏于金库的大量金条运至台湾，而这些数目巨大的金条也成为台湾后来经济腾飞的基础。

民国的“大小黄鱼”法币金圆券，最后流去了哪里？

民国时期，人们视金条大小而分称为“大黄鱼”和“小黄鱼”，压箱底的金条多是大小“黄鱼”法币金圆券。“大黄鱼”老秤10两重，“ 小黄鱼” 重1两。老秤是一斤16两，1两等于31.25克；那“小黄鱼”的份量是31.25克， 而“大黄鱼”就要重310.5克了。有人说“小黄鱼”和“大黄鱼”的份量分为50克和500克，想来是混淆了老秤和新秤之误。后来重量单位不用两了，按国际惯例用盎司。判定这条“黄鱼”是否赞，不单看它的大小重量，更要看其纯度成色，也就是含金量。

中央造币厂制金条

金铺职员在称量金砖

在民国，有过有钱无“黄鱼”买的日子法币金圆券。其实在1945年的重庆就初露端倪，那时已开始实行配售黄金的政策。1946年的上海，就出现抢兑黄金的狂潮：那时，中央造币厂连日加班生产各种规格“黄鱼”，日铸量已达10000万条。1947年1月，金价涨至370万元法币兑一条10两“大黄鱼”。中央银行于2月15日公告停售黄金，政府翌日颁布《经济紧急措施方案》，禁止黄金买卖。经营者自17日起自行停业，“黄鱼”生意转入地下。

为弥补财政巨额赤字，国民党政府大量发行法币，造成物价飞涨法币金圆券。1948年8月19日又发布《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》、《金圆券发行方法》和《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》等。金圆券每元含黄金0.22217克，黄金1两等于金圆券200元；发行额以20亿为限。规定在1948年9月30日前，私人须将家里黄金、白银和外币全部换成金圆券，过期不交，一律没收。仅在上海一地，蒋经国在一个月里就得黄金114.6万两，占全国收集的68%。

1948年11月，《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》公布，每元金圆券的含金量减为0.044434克，同时取消金圆券的限量发行法币金圆券。11月22日，上海等七大城市开始办理黄金存兑，规定黄金1两等于金圆券1000元，兑换黄金须另存金圆券1000元。1948年12月23日，一场惨剧在上海发生，外滩数家银行门前聚集起六七万争购黄金的市民，造成7死45伤。1949年1月5日，公布《改善金圆券存款兑现办法》，规定每两黄金除收2000元金圆券外，并以美金50元折合黄金1两之比例计算差额，收取平衡费，首次平衡费挂牌为4500元。几手下来，蒋介石政府把中国人押箱底的黄金，基本都搜刮了。

1949年金铺里的黄金买卖

不久，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蒋家王朝，开始把黄金运往台湾法币金圆券。最先发现的是个老外—— 英籍记者George Vine，1948年12月1日夜，他在上海和平饭店的办公室，发现挑夫们从隔壁的中国银行挑出沉重的担子，这第一批抵台的黄金共200万两。除了装金砖的木箱，其他都装在圆木桶里，用桶是这些来自老百姓的黄金因形状不一而无法装箱。后来，蒋经国在《风雨中的宁静》里写道：“每一个钱，敲开来看，都是有血的。”一蒋介石传记作家对此评论：“这些钱，我们拿出来是有愧的。”

本文转自上海市银行博物馆

作者袁念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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